内容提要

　　今年是“九二共识”达成30周年。本文概述了“九二共识”达成的缘起和全过程，论述了30年间“九二共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经受的风雨洗礼，总结了坚持“九二共识”的历史启示，阐述了“九二共识”的核心要义“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强调了坚持“九二共识”对于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期为历史留下公正注脚。

　　关键词　　一个中国原则　“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政治基础　两岸协商谈判

　　作者 丁艳灵   孙亚夫

　　今年是“九二共识”达成30周年。30年来，围绕“九二共识”的褒贬，一定程度上牵动着两岸协商谈判乃至两岸关系的跌宕起伏和发展演进。30年来，大陆和台湾关于“九二共识”的纪念、回忆、评论、学术文章不胜其数，台湾岛内关于共识有无、名称概括、存废问题争论不休。本文立足学术研究的视角，以30年两岸关系历程为背景，以历史档案文献、两岸研究成果、有关人士言论为依据，力求客观还原历史、思考当下未来，为“九二共识”有没有、是什么、有何用留下公正注脚。

　　一、 问题缘起：确保两岸商谈的正确方向

　　为什么会有“九二共识”？它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1987年两岸隔绝状态结束后，为适应和推动两岸协商谈判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的产物。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1949年以后，由于台湾问题的产生，大陆和台湾尚未统一，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军事对峙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台湾蒋经国当局虽将之诬为“统战阴谋”，声称与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三不政策”），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但也不得不作出一些回应，两岸关系开始缓和。1987年11月，经由大陆方面长期努力和台湾当局政策松动，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随之兴起，两岸关系进入新阶段。这时台湾政局也发生一些变化，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由其副手李登辉继任。

　　随着两岸民众交往广泛展开，出现大量同时涉及台湾与大陆、需要通过两岸协商解决的具体问题和突发事件，由此催生了两岸协商谈判。1986年5月，为妥善解决台湾华航货机机长王锡爵驾机降落广州要求定居大陆的事件，中国民航与台湾华航进行了谈判（“两航谈判”）。1990年7月、8月，台湾有关方面两度以极不人道方式遣返所谓大陆“越界”渔民和私渡人员，相继造成两起重大人员伤亡惨剧。此后两岸红十字组织沟通联系，并各自得到授权，于9月在金门进行商谈（“金门谈判”），讨论解决此类人员和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遣返的问题，签署了协议（“金门协议”）。这些都说明两岸商谈不可避免，也无法回避，台湾当局“三不政策”难以为继。

　　面对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开始设立机构、调整政策。1990年10月7日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简称“国统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1991年1月28日成立“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简称“陆委会”），作为执行机构；2月23日通过“国家统一纲领”（简称“国统纲领”），作为大陆政策最高指导原则。同时策划成立民间性质的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明定其接受台湾当局委托、授权与大陆方面联系和协商，处理涉及公权力的两岸事务。海基会于1990年11月成立，1991年3月挂牌运作。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重视台湾海基会的成立，因为这意味着台湾当局即将以民间名义与大陆方面接触、交往，两岸商谈之门即将开启。一方面，鉴于台“国统纲领”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追求国家统一，鉴于台湾海基会以“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为建会宗旨，大陆方面愿意以适当方式与其接触商谈；另一方面，考虑到两岸存在政治分歧的客观现实，为保证接触商谈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进行，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大陆方面认为在接触商谈开始时应争取海基会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最好能达成共识，或写入协议。为此，时任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组织起草了《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具体问题应遵循的五项原则》（后被称为“唐五条”），准备在海基会组团来访时与其交换意见。这五项原则的第二项是：“在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事务中，应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也反对‘一国两府’及其他类似的主张和行为。”以上即是海峡两岸日后达成“九二共识”的缘起。

　　1991年4月28日至5月3日，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第一次率团来大陆访问。这是大陆方面首次与台湾当局授权的唯一正式机构接触。唐树备在会见陈长文时，向陈提出了“唐五条”。但是，陈长文表示海基会仅受权谈具体事务性问题，不应也不能谈政治问题。双方未能就“唐五条”谈起来。同年11月3日至7日，陈长文再次率团来北京，双方就“合作打击台湾海峡海上走私、抢劫犯罪活动问题”首次进行程序性商谈。在唐树备坚持下，双方讨论了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陈长文在同意写上“一个中国原则”的同时，坚持要求加上“对等互惠”的字句，以体现台“国统纲领”中“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涵义，被唐树备拒绝。双方未能达成共识。此后，台“陆委会”一再强调台湾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与大陆方面不同，而表达对一个中国的态度是政策性问题，与事务性商谈无关，海基会在事务性商谈中不得谈这个问题。

　　1991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推动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海协会的宗旨是“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最主要的功能是可根据有关方面授权，与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和其授权的团体、人士接触商谈，并签订协议性文件。海协会的成立，确立了唯一与台湾海基会对口接触商谈的渠道。这就在两岸关系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即两岸双方分别成立并授权一个特定的民间团体进行接触、商谈，以解决两岸交往中遇到的问题。这是在两岸政治分歧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又要进行接触商谈的特殊办法，后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海协会成立后，根据国台办授权，继续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交往和商谈的基础。而李登辉及其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也加强了对海基会的控制，并不愿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针对这一情况，大陆方面根据两会受权民间团体进行商谈的定位，对在事务性商谈中体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方式做了补充，提出可以使用“中国的内部事务”，以及多种表示达成共识的办法。

　　1992年3月23日至26日，海协会成立后首次与台湾海基会在北京进行工作性商谈，协商解决“开办海峡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和“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两个问题，海协会研究部主任李亚飞、咨询部副主任周宁分别主谈。商谈期间，海基会代表以台湾当局不允许其谈政治问题为由，对讨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采取回避态度。同时，他们提出的主张则凸显其“主权”和“司法管辖权”，谋求所谓“对等政治实体”地位，明显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例如，在解决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中，主张比照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在解决开办两岸挂号函件业务问题中，主张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事实说明，在商谈中确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是政治基础；即便是事务性商谈，如果没有一个中国的认知前提，协商无从谈起。

　　为推动商谈进展，针对台湾当局曲解和台湾民众疑虑，此次商谈结束后，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于3月30日举行记者会，就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我们认为，一个国家里是不存在文书使用困难，也不存在挂号函件查询问题的。现在，由于两岸没有统一，有必要就两岸公证文书的使用和两岸开办挂号函件的查询、赔偿业务问题找出一些特别的解决办法。”“由于现在两岸没有统一，所以首先应明确我们商谈的或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内的事情。众所周知，国共两党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方面通过的有关统一的文件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既然是双方的共识，为何双方不能本着这个原则处理两岸具体事务性问题呢？”他还指出：“我们并不是要和海基会讨论政治问题，我们只是要确认一个事实，这就是只有一个中国。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我们并没有准备也不打算和海基会讨论。”“至于用什么形式来表述这么一个原则，我们愿意讨论。”唐树备这一谈话坚持要求海基会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使用了“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提法，明确指出没有要求讨论一个中国的涵义，表示愿意讨论表述方式。此后，海协会将自己的态度概括为：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应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协商解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协商，并愿意听取海基会和台湾各界的意见。这种态度合情合理，贯穿在海协会解决这一问题的全过程。

　　由于大陆方面的坚持，台湾当局意识到不可能再回避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问题，加之台湾当局出于其为两会协商所设计的政策目标，也希望商谈能继续下去并取得进展，从1992年4月开始，台“国统会”牵头研究应对办法，引发了一场有各方人士参与的讨论。据当时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及“国统会”研究委员中的一些人不同意、不允许海基会在事务性商谈中表明一个中国原则。他们认为，1971年10月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后，国际社会讲的“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与协议中达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将造成默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共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影响，将对台湾拓展“国际生存空间”非常不利，也不能满足制造“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需要。但海基会负责人和一些台湾政要认为“不宜回避”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不妨碍我务实外交的开展”。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8月1日，台“国统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决议。全文如下：“一、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二、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乃为客观之事实，任何谋求统一之主张，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之存在。三、中华民国政府为求民族之发展、国家之富强与人民之福祉，已订‘国家统一纲领’，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深盼大陆当局，亦能实事求是，以务实的态度捐弃成见，共同合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而贡献智慧与力量。”

　　台“国统会”这份决议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及其当局的立场和态度：它有国家统一的目标和一个中国的立场，但其涵义均与大陆方面不同。对于这份决议，大陆方面认为，台湾当局从原来完全拒绝在事务性商谈中谈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到允许海基会谈这个问题，而且还明确表示“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是一种进步；而其按所谓“中华民国”立场和“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来建构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是大陆方面不能同意的。8月27日，海协会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8月1日，台湾有关方面就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与我会商谈事务性协议时有关‘一个中国’涵义问题作出的‘结论’中，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我会认为，明确这一点，对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谈话重申了“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涵义”的一贯主张；强调指出“我会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我们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立场是一贯的”。对台湾当局这份文件，海协会直取“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关键话语，再表达不同意台湾方面对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理解，反映了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技巧。

　　从上述可以看出，虽然双方对一个中国政治涵义有分歧，但都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这为双方继续商谈并取得共识提供了条件。

　　二、 达成过程：体现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

　　海协会负责人8月27日发表谈话后，台湾海基会第二任秘书长陈荣杰通过电话要求与海协会秘书长邹哲开会面谈谈。9月17日，陈荣杰利用带队遣返私渡人员到厦门的机会，在厦门与邹哲开就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非正式交换了意见。邹哲开对陈荣杰说：“台湾有关方面关于一个中国的结论，说明两岸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有共识。但我们不同意台有关方面关于一个中国内涵的解释，也不可能与海基会讨论关于一个中国的内涵。”通过这次沟通，两会增进了相互了解。

　　10月28—30日，两会在香港再次就“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问题进行工作性商谈，海协会主谈代表是咨询部副主任周宁。商谈伊始，焦点即集中在如何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双方都被授权讨论这个问题。商谈中，双方各自提出5条文字表述内容（详见表1）进行讨论，但没有达成可以一致接受的方案。海基会代表经评估后认为，两会业务商谈已取得实质进展，如果在政治问题上不能回应大陆关切，势必会影响业务商谈的成果，故而在30日下午最后一次小范围讨论中，再提出3条口头表述内容（详见表2）。海基会代表口述这3条方案时，海协会代表认真作了记录、核对。其中第3案（总第8案）是针对海协会所提第4案（“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对两岸公证文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提出的最终修正案：“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对照海基会第8案与海协会第4案的实质部分，所不同之处是增加了“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基会代表还建议“在彼此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各自以口头方式说明立场”。海协会代表表示回到北京后再正式答复海基会。

　　香港工作性商谈结束后，海协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海基会的第8案是在海协会第4案基础上生成的，其中表明了谋求国家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虽然提出对一个中国涵义的“认知各有不同”，但没有述及其“一个中国”涵义的内容，而海协会已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此外，“在彼此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各自以口头方式说明立场”，也在海协会事前考虑中。有鉴于此，可以通过求同存异的方法，与海基会达成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态度的共识。

　　这时首先要确认海基会商谈代表提出的“各自口头表述”是否为台湾方面的正式意见。11月3日上午，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受命给海基会秘书长陈荣杰打电话，表示“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请其确认这是台湾方面的正式意见；孙亚夫还表示“口头表述的具体内容，另行协商”。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对外作了报道。当日深夜，海基会发布新闻稿，确认“本会征得主管机关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可以接受。至于口头声明的具体内容，我方将根据‘国家统一纲领’及国家统一委员会本年八月一日对于‘一个中国’涵义所作决议，加以表达”。

　　11月16日，海协会致函台湾海基会，回顾了在两会事务性商谈中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态度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指出海基会代表“建议在相互谅解的前提下，采用贵我两会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并提出了具体表述内容（见附件），其中明确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项内容也已于日后见诸台湾报刊”；随后告知海协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正文后附上了海基会所提第8案。这样做既是书面录以备查，也是表示海协会认可的“各自表述”是这一案，由此确认双方各自表述的具体内容，也构成了两会达成共识的内容。

　　11月17日，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代表“陆委会”、海基会向台湾媒体公开表示：“对海协会11月16日来函，愿以口头声明各自表达的方式，表示欢迎。”当天的台湾《中时晚报》《中央日报》和11月18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等各主要媒体，分别以“两岸各自口头表述‘一个中国’涵意”“海协会同意以口头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同意各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口头表述‘一个中国’我表示欢迎”为标题作了报道。虽然用词不甚准确，但反映出台湾舆论普遍认为两会达成了共识。12月3日，海基会复函海协会，没有对海协会16日函所提口头表述要点提出异议。至此，关于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态度的讨论，以双方相互接受的两段具体表述为结果而结束，当事双方都认为达成了共识。

　　从上述事实和过程来看：共识是双方相互兼顾、吸取对方意见、平等协商谈出来的，不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共识虽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达成的，但其过程和内容均有明确的文件和文字记录；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是达成共识的方法，而不是共识内容本身；双方表述的内容是相互认可的两段文字，而不是不加约束的各说各话。共识中，双方都表明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态度，这构成了共识的核心要义；对于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海基会表示双方“认知各有不同”，海协会表示“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作了暂时搁置争议的处理。显然，这是一个“求同存异”的经典案例。首先是有“同”，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追求国家统一；有了“同”，然后才能“存异”，即对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不同认知“暂不涉及”。如果没有“求同”，就谈不上“存异”；如果没有“存异”，也无法做到“求同”。在两岸政治分歧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历史条件下，共识的达成，体现了求同存异的智慧，确立了两岸商谈的政治基础，促成了1993年4月汪辜会谈的成功举行，为维护两会制度化协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发展应用：历经风雨洗礼的砥砺前行

　　两会达成共识后，大陆方面与国民党及其当局之间，双方都认为达成了共识，但对共识概括不同，这是“各表是什么”的矛盾。但在大陆方面、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由于民进党坚持“台独”立场，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有“九二共识”，这是“共识有没有”的矛盾，本质上是坚持还是冲撞一个中国原则的斗争。30年来，两岸各方对待“九二共识”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是衡量两岸关系尤其是政治互信水平的标志。

　　（一）1992年至2000年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两岸双方对待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有交集点、共同点，一个中国在两岸之间本不是问题。但李登辉随着其政治地位的巩固，逐步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及至提出“两国论”分裂主张，一个中国才在台湾成为问题。相应地，大陆方面则加大了强调一个中国原则的力度。1995年1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特别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

　　体现在两会共识方面，由于当时共识是通过两会互换函件（换文）达成的，事后双方概括不同。1993年8月台湾海基会出版的《辜汪会谈纪要》第一次明载“双方同意一个中国原则由两会各自采用口头方式表述后，本会始积极考虑此项会谈”。此后国民党及其当局人士在谈到两会共识时，都是讲一个中国原则各自表述的意思；1995年后开始统一使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或“一中各表”。而在大陆方面，1994年1月，海协会一届三次理事会会务报告首次将两会共识概括为：“在1992年的事务性商谈中，我会与台湾的海基会确定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应当说，海协会的概括是实事求是的，符合达成共识的实际情况，涵盖了主体、方法、意涵。第一，它明确讲两会“确定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没有回避“各自表述”是共识达成的方式。第二，它明确指出表述的内容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不是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符合构成共识的核心要义。

　　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问题在于：第一，它不符共识达成时的情况。“一中各表”是国民党当局单方面的立场和愿望，而共识应当依据商谈、换文的过程和结果来概括，即各自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这不是国民党当局一家的“一中各表”。第二，“一中各表”在语意上留下了自说自话的空间，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一中乱表”。从1993年开始，李登辉背弃一个中国原则的分裂倾向日益加剧。他公然说，以后不能再讲一个中国原则，他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台“陆委会”曾经利用“一中各表”为李辩护，声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亦即双方自此就‘一个中国’可以各说各话”等。这是明目张胆地捏造事实、混淆视听，是对1992年两会共识核心意涵的公然歪曲和粗暴破坏。

　　（二）2000年至2008年

　　这一时期，台湾局势因2000年3月民进党上台而发生重大变化。陈水扁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屡屡导致两岸关系濒临危险边缘。两岸双方围绕“台独”与反“台独”、背弃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斗争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两岸政治对抗加剧。同时，为改善发展两岸关系，大陆方面和泛蓝阵营在反对“台独”和坚持两会共识上建立了互信的共同政治基础，提出了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为台湾民众提供了不同于对抗冲突的另一种道路选择。

　　体现在两会共识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两会接触商谈因李登辉提出“两国论”而被迫中断后，又因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而前景黯淡。国民党和大陆学者中有人不约而同提出用“九二共识”这个新词概括两会共识，为恢复两会接触商谈创造条件。大陆方面考虑到当时对台工作主要任务是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为避免给民进党可乘之机，团结泛蓝阵营共同反对“台独”，应更多强调双方共同坚持共识的核心要义。因此，海协会在坚持以往对两会共识概括的同时，开始更多使用“1992年两会共识”，并逐步过渡到使用“九二共识”的提法。“九二共识”一词开始在两岸之间流行起来。

　　“九二共识”四个字，丝毫没有改变双方达成共识的内涵。达成共识时双方都明确表达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追求国家统一的态度，“九二共识”有这个内核和指向；同时，国民党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失利后，李登辉被迫辞去党主席职务，由连战接任。连战抛弃了李登辉“两国论”路线，回归国民党传统的一个中国立场，并有意与大陆方面发展关系。这也为使用“九二共识”这个概括提供了一方面的条件。“九二共识”可以成为国共双方对于两会共识概括的最大公约数，有利于两岸搁置争议、务实交往。

　　陈水扁甫上台时，为减轻来自大陆的压力，在“5.20”就职演说中作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当天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受权发表声明，认为该讲话“在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这个关键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模糊的态度”，指出“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诺不搞‘两国论’，明确承诺坚持海协与台湾海基会1992年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我们愿意授权海协与台湾方面授权的团体和人士接触对话”。陈水扁经过很短一段时间摇摆后，拒绝接受“九二共识”，把“九二共识”歪曲为“没有共识的共识”；用“九二精神”和“九二香港会谈为基础”取代“九二共识”；自称接受“九二共识”是向中共“投降”。台湾海基会则从承认“九二共识”转为将其解释为“搁置争议，继续对话交流”，再到以“九二会谈”代替“九二共识”，将“一个中国”说成“两岸恢复对话必须排除的障碍”，一步步迎合陈水扁的政治立场和需要。

　　2004年3月，民进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利用投票前夕离奇的“3.19枪击案”，翻转明显落后的选情，以极微弱多数再次胜出。陈水扁连任后开始“催生台湾新宪法”，进行“台湾法理独立”冒险。国民党、亲民党则认为应进一步加强与大陆方面交往，改善与发展两岸关系。2005年4月至5月，中共中央和总书记胡锦涛邀请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相继来访。“胡连会”后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宣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党的共同主张”，表示“促进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速恢复平等协商”。这是国共两党首次将共同坚持“九二共识”写入书面文件。“胡宋会”后发表了新闻公报，明载“一九九二年两岸达成的共识应受尊重”，并应亲民党要求将两会当年口头表述的共识内容列入公报，表示“在前述两岸各自表明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即‘九二共识’（‘两岸一中’）的基础上，尽速恢复两岸平等协商谈判”。这是构成“九二共识”内容的两段话首次列入正式文件。这两次会谈奠定了大陆方面与泛蓝阵营交流对话的共同政治基础，也巩固了“九二共识”的地位。

　　（三）2008年至2016年

　　这一时期，台湾局势因2008年5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而发生重大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发展出现难得机遇。国共两党、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建立基本互信，推动两岸关系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重要成果，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新局面。但同时，民进党坚持“台独”立场，阻挠两岸关系发展；美国施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崛起的力度加大。以2014年3月“太阳花风潮”为转折，台湾岛内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因素潜滋暗长。

　　体现在两会共识方面，国共两党、两岸双方能够以“九二共识”为最大公约数，互释善意，推动两岸政治互动屡上新台阶。2008年5月26日、29日，台湾海基会与海协会先后互致函电，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中断9年之久的制度化协商。此后至2015年8月，两会共举行11次负责人会谈，签署23项协议，达成一系列共识，拓展两岸合作领域，丰富两岸交往内涵，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为两岸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2014年2月，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国台办与台湾方面“陆委会”建立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此后两部门负责人举行3次工作会面，对于处理两岸关系重点难点问题、提升两岸交往制度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双方都表达了坚持“九二共识”的态度。习近平指出，7年来两岸关系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关键在于双方确立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没有这个定海神针，和平发展之舟就会遭遇惊涛骇浪，甚至彻底倾覆。马英九表示，“九二共识”是实现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要巩固“九二共识”。这是两岸领导人面对面对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确认，意义重大深远。

　　尽管马英九在台湾仍将“九二共识”说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或“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但他也多次表示，“一中各表”不会表成“两个中国”，更不会表成“台湾独立”，“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不论对内对外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国民党及其当局在两岸交往正式场合谈到“九二共识”时，也能够突出共识，淡化分歧。比如，2013年6月13日，时任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同习近平会见时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各自的法律、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2013年7月20日马英九连任国民党主席，其在回复习近平贺电时用了海协会对“九二共识”的概括，表示“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2015年5月4日，时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同习近平会见时表示：“1992年在海协海基两会共同努力下，达成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双方进行多次会谈，把两岸对抗纷扰转变为合作交流。2005年后，国民党把‘九二共识’纳入党纲。”2016年11月1日，时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同习近平会见时表示：“国共两党应继续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加强沟通机制，推动扩大两岸经贸和民间交流往来。”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期间，马英九将两岸“和平红利”与“九二共识”相连接，以争取选民支持。投票前几天，台湾重量级企业家相继出面力挺“九二共识”，使得“九二共识”在台湾深入人心。台湾舆论普遍认为“九二共识”在这次选举中起了重要作用，有的还认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总开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两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这是中共党代会第一次把坚持“九二共识”写入正式文件，进一步扩大了“九二共识”的影响，增强了它的重要作用。

　　民进党面对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失败，改换策略，将矛头对准马英九最引以为豪的两岸经济合作，大肆攻击两岸经济合作“图利大财团”“导致台湾贫富差距拉大”等，使得“九二共识=和平红利”的认知在台湾逐步失去市场。在民进党蛊惑策动下，在“去中国化”“台独史观”“台独文化”教育下长大的台湾年轻人于2014年3月掀起了“太阳花风潮”，导致两会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无法在台湾生效，国民党当局陷于很大被动，台湾政局发生不利于国民党的变化。

　　（四）2016年以来

　　这一时期，台湾再次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2016年5月再次在台湾上台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绝接受“九二共识”，利用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为保住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将中国大陆作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动用各种手段包括打“台湾牌”全面围堵中国大陆之机，主动贴靠，“倚美谋独”。国民党欲振乏力，大陆政策摇摆甚至倒退。两岸制度化联系沟通机制停摆，各领域交流合作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两岸民众对立情绪上升，两岸关系面临复杂严峻挑战。

　　蔡英文在竞选期间，为缓解大陆压力，争取选票，标榜“维系台海和平及持续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现状”；当选后表示“理解和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了若干共同认知与谅解”；就职演说时表示“1992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我尊重这个历史事实”，但就是不说“九二共识”。中台办、国台办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在20日的讲话中，提到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和达成了若干共同认知，表示要依据现行规定和有关条例处理两岸关系事务，在既有政治基础上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但是，在两岸同胞最关切的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核心意涵，没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具体办法。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此后，蔡英文始终不完成这份“答卷”。她不断歪曲否定“九二共识”，先是声称“九二共识”是“大陆单方面设定的政治架构”，后是声称“‘九二共识’已经翻过两岸历史的一页”。

　　在台湾现实政治环境下，国民党内一些人对“九二共识”的态度出现摇摆。2018年11月，在韩国瑜及“韩流”带动下，国民党在市县级选举中大胜。竞选中韩国瑜多次表态“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其他参选的蓝营人士也纷纷跟进。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国民党在2020年1月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中大败，党内不少人将之归罪于“九二共识”。一些青壮派认为“九二共识”已被民进党扭曲和污名化，国民党应将之“替代”或“废弃”，重新考虑两岸政策定位。马英九、连战、吴伯雄、洪秀柱、吴敦义、苏起、高孔廉等则肯定“九二共识”的重要作用和历史贡献，倾向维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传统论述。经过论争，2020年9月6日国民党第二十届第四次“全代会”推出“两岸政策”，宣称“将基于‘九二共识’，应用延续于两岸互动”，但强调“九二共识”的基础是“中华民国宪法”。朱立伦担任国民党主席后，对“九二共识”有过错误说法。但总体上讲，国民党仍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在两岸关系面临复杂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大陆方面继续高举坚持“九二共识”的鲜明旗帜，继续敞开两岸协商大门。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九二共识”的重要作用，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2022年7月26日中央举办的“九二共识”30周年座谈会，回顾历史经纬，启示当下未来，期能为当前严峻复杂的两岸关系指明前进的方向。

　　四、 历史启示：揭橥同属一中的统一大势

　　综合上述历史脉络梳理，可以从逻辑判断、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三个角度，证明1992年两岸双方达成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个共识的核心要义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它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逻辑判断角度

　　30年前，两岸长期隔绝状态甫被打破，两岸民间交往蓬勃兴起，两岸协商谈判应运而生。面对两岸存在根深蒂固政治分歧的现实，为了保证两岸商谈朝着正确方向推进，大陆方面要求台湾方面在事务性商谈中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提出了务实灵活的办法。在大陆方面坚定主张和不懈努力下，台湾方面认识到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加之当时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都追求实现国家统一，也使共识的达成成为可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双方就如何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了共识。共识达成后，为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处理找到了合情合理的特别办法，也为来年汪辜会谈的举行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可以想见，在两岸政治分歧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达成共识，双方各执己见，是无法推进商谈的。同时对于努力实现国家统一的大陆方面而言，也是不会任由两岸商谈在没有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的情况下漫无目标开展的。因此，无论是从可能性还是必要性而言，“九二共识”的达成都是逻辑的必然。

　　（二）事实判断角度

　　1992年两会达成共识，有两会函电往来为凭，有两岸媒体报道为证。共识达成的方法和概括没统一，不影响共识达成的事实和内容的客观存在。共识的内容就是经过各自授权和双方协商、相互认可的两段文字。文字中双方都表明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态度；对于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海基会表示“认知各有不同”，海协会表示“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把这四句话联起来，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是：双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对于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认知各有不同，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中国，共谋统一，求同存异，以利协商。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还妄称“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共识的共识”等，不仅是故意无视、抹杀事实，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2002年台“陆委会”前主委苏起撰文表示，“共识的形式是函电往返与各自的口头表述”，“但不可否认地，函电往返仍是‘换文’（exchange of notes or letters）的一种”，“所以论者可以批评它没有单一文件，但不能批评它没有文件，或没有共识”。2012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出席海基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会时回忆，海协会“除了以72个字说明他们口头表述的内容外，也将我方表述原文全部共83字作为附件。换句话说，‘九二共识’双方的表述内容是白纸黑字，是历史的事实”。30年来，“九二共识”历经两岸关系风雨洗礼和互动检验，被证明是抹杀不了、歪曲不了、推翻不了的事实。

　　（三）价值判断角度

　　“九二共识”是为了推动两岸协商谈判和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探索，是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了求同存异的智慧，建构了两岸基本政治互信的基础，提供了良性互动的可能，是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共同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二共识”是在两岸双方都表明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态度的基础上达成的，它的核心要义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这也是它的核心价值。

　　第一，“九二共识”界定了两岸关系基本性质。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主权没有分割、领土没有分裂，仍然同属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最大作用是确立了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共同认知，宣示了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这一共同追求，由此明确了两岸事务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两岸关系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可能是国与国的关系。对待“九二共识”的态度，是检验对两岸关系性质认知的试金石，是建构两岸政治互信的敲门砖。从“九二共识”入手，两岸关系就有了良性互动的关键支点，就有了用诚意寻求解决方案的政治动能，从而才有平等协商、善意沟通直至最终解决问题的条件。

　　第二，“九二共识”奠定了两岸商谈政治基础。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进行的两岸受权民间团体的商谈，创造了在两岸政治分歧没有解决情况下的独特方式，这在世界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体现在商谈程序安排上，如两岸业务主管部门人员以两会理事或董事名义进行商谈；代办代持入境证件；不在官方办公地点会面接触，避开对方不能接受的旗帜和标志等。体现在具有鲜明两岸特色的协议文本上，如回避国际法术语（如《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分别用“司法互助”“遣返”“私渡”等替代国际协议中通常使用的“司法协助”“引渡”“偷渡”等）；设计不同于一般条约的制度安排（如《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合理借鉴传统双边投资协议中投资争端的第三方仲裁程序，创设独特的两岸投资补偿争议的调解机制等）；签署协议日期避开敏感纪年等。这说明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双方愿意运用智慧去解决看似困难的问题。

　　第三，“九二共识”拓展了两岸关系发展空间。“九二共识”最初是为了确保两会商谈的正确方向而达成的，但其价值和功用却能历久弥新、发扬光大。正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无论是两会制度化协商机制，还是国共两党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或者是国台办与台湾方面“陆委会”之间建立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乃至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都一脉相承地包含了对“九二共识”的确认与坚持。30年来两岸关系历程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证明，“九二共识”攸关台海和平稳定和两岸同胞利益福祉，对于两岸建立政治互信、开展协商谈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改善发展就有愿景和可能；反之，两岸关系倒退和恶化也将不知伊于胡底。

　　两岸之道，唯尚和合；同源交流，信诚为本。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和则两利，合则双赢。通过协商谈判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优途径。希望台湾同胞能够走进真实的历史，慎思明辨，认同“九二共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推动两岸关系早日回归正轨，向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