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富士康基金会曾多次参与大陆慈善事业。图为２００６年在北京向中华骨髓库捐款一亿零三百八十五万元人民币，用于骨髓库的扩容。

　　在国人传统观念里，有“商人无祖国”之说，社群排序，“士、农、工、商”，商人敬陪末座，更有成语曰“为富不仁”。商人虽然钱多多，却常遭到异样的眼光。

　　台湾Ｍ型社会造成富者益富，贫者更贫，一方面，经常出现为生计所困而自杀事件，另方面，精品店不乏“贵客”临门。薪水阶级所得税一文跑不掉，大企业却在享受减税，甚至免税优惠。台湾社运出现“阶级运动”，正是对此一现象的反扑。然而：

　　台湾科技首富、鸿海董事长郭台铭7月23日在订婚筵席上宣布，已征得未婚妻曾馨莹签字同意，将捐出九成财产做公益。郭台铭的婚事，从媒体追逐八卦花絮，变成了一则公益事件。他的喜宴不铺张不奢华，不吃鱼翅鲍鱼，而且还宣布将捐出九成财产做公益。

　　郭台铭的财产超过千亿台币，留下一成应还有百亿以上，仍然比台湾多数人富有，也足可支应他及家人想要的生活花费。换句话说，九成财产留在身上，对他而言可能只是数字，但如果捐出来做公益，却可以帮助很多人，完成很多事，创造很多本来没有机会存在的成就。

　　台湾《联合晚报》社论认为，换从社会公义的角度看，郭台铭的决定也是聪明且合理的。不只是郭台铭和他的鸿海事业，台湾许多高科技产业，都是在台当局长期的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等优惠庇荫下，得到了巨幅的租税减免及奖励措施，才能取得国际竞争力，打造出傲人荣景。企业家有其贡献，然而社会公共资源的适时投入协助，却也是成功的关键。取之于社会，就还之于社会，不但为个人赢得尊重，而且还能从这些钱所塑造的公益效果中得到满足，何乐不为？

　　郭台铭此举，是一个难得的正面示范，当然会对其他大企业家产生压力。大家的眼光都在看，“郭台铭能，其它企业家能不能？”社会不能强求所有企业家都向郭台铭看齐，但在媒体大肆报导的效应下，如果能在企业界产生良性的竞争作用，不无可能在短时间内打造出一种新的台湾企业风格，将公益贡献纳入企业经营的核心考虑中。那么，郭台铭的九成财产捐献就可能膨胀成为好几倍的社会公益资源，带给台湾更多的正面建设。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回避的议题。美国富人捐款已成风尚，如全球首富比尔盖兹共捐出美元一点七兆，股神巴菲特捐出八成财产做公益，这说明摆脱“为富不仁”的负面观感，已渐成富人共识。近来张忠谋也大声疾呼富人应多缴税，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捐出一亿三千万，做为四川地震后的重建所需，都基于类似的责任感，也可匡正社会对“为富不仁”者的印象。

　　台湾《中华日报》刊文，称颂郭、张、曹作为，令人钦佩。说明他们“富而仁”，愿意牺牲小我，使多数人生活获得改善：尤其是他们并非“略施小惠”而已，郭台铭捐出的财产高达九成，张忠谋的主张不免得罪许多富人，曹兴诚不仅捐款还参与重建，宅心仁厚，是他们最了不起的地方。

　　《联合晚报》亦指出，大笔财富如果真能由私人口袋转向公益基金，显然会需要更坚强的NPO(非营利组织)人才，来好好管理运用这些钱。赚大钱，需要远见，需要本事；要花大钱，让金钱创造切合社会需求的效益，也需要远见，需要本事。希望郭台铭的决定，不只是一时的新闻，而能够成为促进公益事业普及化的契机，帮助台湾走向企业家与社会责任结合的新阶段。(张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