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要进一步深入领会“胡六点”丰富深邃的思想理论内涵
近来，许多专家学者及关心两岸关系的人士纷纷就落实胡锦涛的六点意见提出建议与主张，读来颇受启发，多所受益。但随着阅读范围扩大，感觉也有一些看法尚未完全体现“胡六点”完整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明显停留于旧有的思维。比如有的似乎把“胡六点”单纯理解为2008 年台湾政局发生变化后的产物，忽略了它所蕴含的对过往30年两岸关系与对台工作全部经验的总结，包括对其间相关教训的深刻汲取。比如有的就两岸政治关系与涉外事务提出意见时，“斗争”思维仍然高于一切，使人仿佛重新回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空原点。实际上，自2005 年关于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以来，胡总书记曾经多次就台湾问题发表谈话，这些被称为中共对台“新战略”的政策方针在过去几年业已产生全局性影响，台湾局势与两岸关系中出现的一系列转折性进展正是其初步效应。这显示，更深入地学习和宣传“胡六点”的任务还非常之重，需要我们最大限度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新的战略布局上来。只有透彻地知道从哪里来，才能更好地知道往哪里去。
有必要重温中共思想理论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深入理解“胡六点”的历史参照：
一，当正确的目标确立以后，如何找到通往目标的正确道路，往往都经历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过程，有时还付出巨大的甚至惨烈的代价。比如从中共成立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到毛泽东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比如从1949年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到 1978年真正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能否正确认识事物的根本属性与基本矛盾，往往决定我们全部工作的方向与成败。比如以往长期错误地坚持“以阶段斗争为纲”，到“三中全会”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三，正确判断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并相应确立不同时期的目标与任务，对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比如明确界定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一举摆脱极左思想的纠缠，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大繁荣大发展。
四，每一次重大的思想理论创新，往往都以突破“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束缚为前提。比如邓小平南方讲话之与“姓资姓社”。
五，正确的理论一旦形成并臻于成熟，就使我们的事业进入良性循环的自由境地。比如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发育成熟之与解放战争的一往无前所向披靡。
上述各项，既是中共思想理论形成发展的共性特征，也是中共认识论与思想方法论的基本传统。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对于“胡六点”这样一个历史性、纲领性的文件，需要我们从历史参照中深入探寻它的形成发展轨迹，理解它的精神实质与深邃内涵，挖掘它对两岸关系本质与规律的深刻把握，及其在中共和平统一理论中的地位与意义。
“胡六点”对中共和平统一理论重大发展之一：全面把握两岸关系的基本性质与基本矛盾
“胡六点”指出：“1949 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 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的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 这是对两岸关系基本性质的定位与认识，既体现了我们在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又反映我们党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对事物的认识已经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表象到实质，实现了质的飞跃，全面掌握到两岸关系的本质和规律。
这一科学论断包含两方面的意涵。一方面，两岸尚未统一的现状是中国内战的遗留，而“不是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这是我们自和平统一大政方针确立起就非常明确了的；另一方面，两岸尚未统一的原因，是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是我们以前长期忽视或者未予正视的。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及其遗留下来的政治对立是什么？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所指的关于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不同选择。这种对立当年是通过双方的战争加以解决的，但并没有完全解决。此后至今60年，两岸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分别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这期间，台湾曾创造出“四小龙”经济起飞的奇迹，大陆则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进步与发展。正面面对这一政治对立和基本差异，其实就回归到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这就是“中国终将统一的趋势与要求，与两岸不同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水准之间的矛盾”。毫无疑义，在21世纪的今天继续解决延续至今的这种矛盾，只能靠和平，靠发展。
全面把握两岸关系的基本性质、正确界定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对现阶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未来和平统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区分两岸间的统独矛盾与不同的统一主张之间的矛盾，使双方不再由于对一个中国问题上的某些分歧导致紧张与内耗，为避免这种分歧“台独”势力利用来升高两岸对抗、激化两岸关系。
从宏观上看，受两岸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地理位置和地域人口、实力对比、国际地位与影响、发展趋势等等基本因素制约，“台独”本来就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还在1991 年的时候，由于台湾“民主化”的若干重要问题基本解决，民进党失去了攻击国民党的着力点，一度试图以强化“台独”诉求来维持对国民党的进攻力度，并于当年通过了“台独党纲”。此举一出，全台震动，导致民进党在年底的选举中遭遇重挫，“台独”被称为“票房毒药”。此后民进党开始淡化“台独”色彩，90年代中期还展开趋向现实的大规模“路线转型”。但在此同时，国共两党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却持续扩大，冲突不断升高。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与我们对上述两岸间延续下来的“政治对立”认识不足有关。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内战早有定局，“一国两制”的统一方案对台湾可谓是优渥到无以复加，根本不存在不能接受的道理；你不接受，岂非就是要分裂或“台独”？在这种逻辑观照下，不论是所谓“一国两府”还是“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以至于“一个国家两个地区”等等，都会倍显可疑，甚至无异于分裂和“台独”。正是在此对抗过程中，有人利用双方的分歧不断激化两岸冲突，塑造岛内民众对大陆的敌视与不满，最终导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直至2005 年，国共两党搁置了双方在“九二共识”上的分歧握手言和，为台湾民众展现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从而抽去了“台独”势力操作两岸紧张的重要基础，也成为国民党能够在去年选举中获胜的重要原因。今后的趋势仍然会如此，只要两岸主张和认同统一的人们之间真正能够求同存异，保持良性互动，“台独”就不可能再翻起大的风浪。
“胡六点”对中共和平统一理论重大发展之二：明确确立统一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阶段
关于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是辩证唯物论认识社会的基本方法之一。“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 以往在国内建设中走过的弯路，根本上就是混淆不同的发展阶段、超越历史赋予的现实可能性，追求纯而又纯的“一大二公”，目标错了步步错。只有正确认识与界定事物发展不同的阶段和方位，才能制定出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对统一长期性与阶段性的认识，与上述对两岸关系根本属性的认识紧密相关。《告台湾同胞书》确立和平统一的大政策方针后，我们期望通过国共两党谈判，直接实现“一国两制”，及早完成国家统一大业。但是，蒋经国自始至终坚拒“一国两制”，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直至其1988 年去世。此后，台湾当局一方面全面推动西方式民主，并配合“动员戡乱”的终止而密集寻求两岸新的政治定位；一方面通过“国家统一纲领”，订立近程、中程、远程三阶段统一目标。面对这一“基本面”，应该说当时我们全党的认识都是较为肤浅的；看着主张“台独”的政党“合法”了，看着李登辉对我们“仅仅”要求他们“改变中华民国的名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自治政府就行了”的统一方案置之不顾，就大大加深了对“台独”的担忧疑虑和对统一的急迫感。其中，由于长期未能从两岸“政治对立”的角度看待问题，使我们对决定两岸统一长期性与复杂性的深层因素、对台湾政治领域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缺乏历史的考察与全面的认识，从而将之更多地归诸于“台独”的干扰破坏，更多地归诸于个人因素。
在此过程及以后很长的时期内，我们虽然逐步意识到统一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但对统一究竟将走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尚不清楚，因而也就远不能相应提出阶段性的目标与策略，呈现出“长期性”与“立即性”相互交织的状况。这种在现实可能与未来目标之间的长期错乱，最大后果就是混淆了两岸关系中类似于“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把本来的合作者或者同盟者推到了一边。在这过程中，国民党一步步丧失在岛内统独问题上的“话语主导权”，在政治上不断陷入被动；我们也不得不长期耗费巨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去反对与遏止“台独”。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独将带来危险”的“安全牌”一直是国民党在选举中获胜的重要武器；而发展到后来，“台独”竟成为民进党在岛内政治中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
进入新世纪以来，台海形势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两岸关系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彰显。一方面，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及其所展现出的乐观发展前景，“台独”仍然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确保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分割；另一方面，“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仍是岛内多数民众的选择，统一在相当时期内仍不可能“一步到位”，仍有待通过长期的发展逐步解决问题。现阶段“两岸关系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努力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正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全面审视台海形势后得出的基本结论。
“胡六点”从政治、经济、文化、涉外事务、军事互信等各个方面具体描绘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整体架构与目标，标志着我党统一阶段性思想在实践中发展成熟。这一基本主张，蕴涵着30年来对台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全部经验教训，找到了两岸人民在统一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开辟出以经济文化各领域长期发展融合最终导向政治统一的正确道路。
对发展阶段的不同定位与认知，必然会引伸出不同的目标与任务，产生出不同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政策策略。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明确后，看待事物、布署工作的角度与方法也会和以往产生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人讲两岸不是两个国家但现阶段不统不独，我们就不再认为是所谓“独台”或者“拖延”；比如台湾方面官方人士以适当的方式出访，就不能再一概视为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至于那种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不一定导向和平统一的担忧，则可以进一步从中共一惯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思想方法来思考问题，进一步增强对我们自己发展的自信，进一步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循环中伟大复兴的宏伟前景。
“胡六点”对中共和平统一理论的重大发展之三：进一步明确什么是一个中国、怎样坚持一个中国
与阶段性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另一个问题，是统一过程中特别是两岸接触互动中两岸双方如何相互定位与相互认定的问题。这是20年来长期困扰两岸的重大症结所在。在对两岸关系基本性质、对统一阶段性问题认识逐步明朗清晰的同时，“胡六点”在这个问题上也与时俱进，破解了“发展难题”，为两岸关系开辟出广阔道路。
在“汉贼不两立”的隔绝对峙年代，两岸互指非法，各自“代表中国”；双方在国际间的斗争虽然激烈，但相互间并不发生政治上的直接互动，鲜少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产生其他纠葛。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两岸开始交流及台湾当局“终止戡乱”后，一个中国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双方协商处理、共同维系的问题；因为在和平统一的取向与新的国际国内情势下，双方事实上都不可能完全消灭对方的存在。
我们对两岸最初的政治定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台湾当局”。这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定位。由于蒋经国一直将“一国两制” 视为“吞并台湾”、“消灭中华民国”而予以拒绝，两岸和谈统一始终未能取得进展。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开始就两岸接触商谈的方式问题展开新的探索。1991年12 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并获国务院台办授权就事务性问题与台湾“海峡交流基会会”展开接触。1992 年，两会获得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两会领导人于1993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 “汪辜会谈”，打破两岸政治僵局显露曙光。
但到同年年底两岸第一次同时出席于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我们出于在国际上破除“两个中国”印象的考虑，改变惯称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提法，重提“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结果是台湾方面与会的人专门召开记者会，第一次公开打出“阶段性两个中国”的主张。此后，李登辉不断升高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导致两会商谈全面中止。至2000 年之前，国民党不断要求恢复两会商谈，并称 1992 年双方的共识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我方则批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对当年共识的“歪曲”，指明“九二共识”是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以上过程显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双方如何相互定位、如何处理台湾涉外事务问题，是一个一体两面、互为表?、不可分割的问题，必须在实践中统一处理；二者失衡，必行之不远。
2000 年民进党上台后，陈水扁当局不断操弄统独议题，激化两岸政治对抗。此后的国民党在主席连战主导下，与我们在反对“台独”、稳定两岸关系上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战略合作关系。虽然不论是连战、马英九等国民党代表人物，还是台湾支持国民党的群众，在“九二共识”上仍然坚持他们既有的认知，但在反对“台独”和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上的正面立场是明确的。针对这一基本形势，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从现阶段两岸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出发，从对统一阶段论与过程论的基本认知出发，采取正视现实、面向未来、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态度，于2005年邀请连战来访并举行国共领导人会谈，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起两党合作关系。
对两岸政治分歧采取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态度，特别是以“九二共识”重新确立两岸交往互动的政治基础，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或是所谓的“让步”与否。事实上，它是我们多年来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不断深化认识的结果，有着深厚的思想源渊与理论积累。
众所周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确立后，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上长期坚持建国以来的一贯立场，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以后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党根据形势发展对一个中国的表述逐步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两岸同属一中”的政策思想；至2000年7 月，当时的钱其琛副总理明确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这就是后来在两岸间极为著名的“新三句”；其中的“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明显扩大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两岸同属一中”的思想在“对台新战略”中进一步发展成熟，不仅在于党的最高决议以及国家法律相继采纳，而且在于它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内在同一性的系统政策策略。一是如上所述，同国民党在“九二共识”上求同存异；二是在台湾“国际活动空间”这一最易引发两岸争执与冲突的问题上，明确表明“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寻求最终解决办法”。这表明，伴随着统一阶段性和“两岸同属一中”思想的明朗，国共两党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了全面的“对接”。如同邓小平当年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样，“胡六点”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一个中国，怎样坚持一个中国”，展现出“我们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上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两岸关系中的“任督二脉”终于打通了。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两岸在接触互动与相关事务中如何进一步处理好这个问题，仍将显现为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
“胡六点”对中共和平统一理论重大发展之四：确立对台工作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2003年10 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也正是中共“对台新战略”形成并不断丰富成熟的过程。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辐射到对台领域，就使我们的对台工作熠熠生辉，充满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与感召力。
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 本，首先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要平等相待，而不是居高临下。实现和平统一，说到底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确立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后，中共即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随着以人为本核心思想的确立与实践，中共对“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思想上有了新的解放，实践中有了新的突破。
首先，“两岸同属一中”的命题，既体现了中国主权领土统一不可分割的坚定立场，又体现了统一过程中两岸人民的相互尊重与平等。“中国是两岸同胞的中国，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和平统一不是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
其次，现阶段两岸关系以“和平发展为主题”，既符合我们维护战略机遇期、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累积更有利条件的需要，也照顾到多数台湾民众主张现阶段“维持现状”、先发展后统一的现实要求。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正是两岸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共同得出的智慧选择。
再次，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寻求最终解决办法”，既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又充分考虑到统一前台湾人民在国际上的实际利益与自尊需求。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的丰富发展，也是深入瞭解与理解台湾人民特殊历史遭遇及由此产生的特殊心态的结果。2005年4月，胡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主席连战时曾动情地指出：“我们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情感、当家作主的愿望，十分同情台湾同胞在历史上经历的不幸、蒙受的冤屈。对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心态和感情，对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对大陆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我们不仅会基于同胞之爱予以充分理解和体谅，而且会采取积极的措施努力去疏导和化解。”这是我们今后继续做好争取台湾人民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2300万台湾人民，都是我们的同胞。除极少数冥顽不化的“台独”分子外，不论政治上属蓝属绿，都是我们的骨肉兄弟，都要做好团结和争取的工作。民进党标举“台独”，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我们也深切地了解，“台独”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与岛内政治原因。我们由衷希望、并愿意积极协助广大民进党人士及其支持群众尽早卸下“台独”包袱，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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