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总说史料与史观。史料是客观的，但有材料可靠性与代表性的问题，需当事者具备梳理校订的功夫；史观是主观的，你尽可主体解释历史，但却不能有悖于客观的史料。

　　史料的有限，包含历史记述的有限，与在特殊史观下有意无意作资料筛选导致的有限，面对过去官史，在此尤须有警觉性。例如：日本人比对五代刘昫等撰的《旧唐书》，就1100多笔的佛教资料在欧阳修、宋祁编撰的《新唐书》里不存，连玄奘、一行这等大家都不录。宋代是援佛入儒却又辟佛的时代，这严夷夏之辨，就使得后世从《新唐书》看到的唐代，有了与事实更大的出入。

　　正因官史有这样的局限，近代乃开始强调社会史、常民史的重要，冀望透过非官方数据的建立，能更清楚地还原历史。这种观点也成为台湾近年的主流，许多人宁可相信各种坊间流言，也要对过去官方的台湾史嗤之以鼻，甚且认为官史除了扭曲诈骗，再无其他。

　　这种态度有它大的时代背景，如信息爆发、历史向度拓宽等，但更有台湾特有的因素，如政治及族群的对立。前者，较多关联史料的加强；而后者，则以近乎完全主观性的史观，想重写台湾史。但遗憾的是，这种重写的扭曲度却又远远超越于原有者。

　　扭曲之大，在民族的认同。台湾过去除原住民外，就是汉人构成的社会。汉文化以宗族为连结，安土重迁，慎终追远，非常强调溯源。所以北方士族南下，即便播迁千余年，即便已分枝散叶，家道不再，却仍尊祖姓，仍嗣祖陵，林氏的堂号代代相传就叫“西河”，陈氏叫“颍川”，郑氏叫“荥阳”。

　　我的曾祖孤身来台，苦力出身，到有天能盖间小小四合院时，正厅门楣照样有“西河堂”3字。这是台湾普遍存在的状况，就像漳州人嗣“开漳圣王”，泉州人嗣“保生大帝”，客家人嗣“三山国王”般，这原乡神祇随移民来台，庇佑也凝聚同乡。在此，你从何而来，一清二楚，即便日据时代依然。

　　正因如此，台湾的百姓可以佩服日本人的规矩严明、做事认真，却永远知道自己与日本人属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我的外祖母提起日本人，虽竖起大拇指说他们做事“顶真”，但后面也都加上一句：“他们瞧不起我们唐山来的人，总欺负我们。”

　　正因民族文化的差异，日据时代，百姓看的仍是中国传统戏曲，并非“能剧”、“歌舞伎”、 “狂言”。这传统戏曲，有从原乡带来却具本土特色的“乱弹”，有台湾人自己在地方歌谣上发展出来的“歌仔戏”等，虽特色不同，演的却总是忠孝节义。而其中的历史宫廷戏更直接就是当时百姓最重要的历史教育，许多乡间老妪因此对中国朝代的嬗替一清二楚。我母亲不识字，但骂起一个人外忠实奸，总一句台语：“伊，王莽啦！”正可以说明这历史认同的始终如一。

　　而这认同，在歌仔戏发展史上，还留下了一段有趣却不免辛酸的往事。皇民化期间，日本人对演歌仔戏此牵涉民族认同的行为严加干预，常来检查，而剧院总派有斥候，一旦见有日本巡查，就即刻以暗号后传，台上演员也实时换上和服，戏仍照演，但朝廷就改称公司，皇上就改称董事长。待得日本警察一走，和服一卸，戏袍一穿，又还原为原来的宫廷大戏。

　　演的是中国戏，谈的是中国历史，映现的是中国文化，民间自来就如此，从没因日本人的高压或怀柔政策而改变。但曾几何时，认同的混淆竟成为当前谈这段历史的主流论述。

　　认同混淆当然存在，但基本上发生在能有机会多少争取到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知识分子或仕绅上，这群人的生活与实然的民间，其实仍有一定距离。从这观点来说，目前主流的台湾史写的仍是少数精英的台湾史，而当它又成为执政者的论述主体时，就又变成了另一种扭曲更大的“官史”。

　　谈对官史的批判，却以更背离文化的“新官史”带之，这是台湾当前的悲哀。谈日据时代的台湾，我们真需要一部反映百姓视角的台湾史。（作者为台北书院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