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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赖清德案”发展走向与影响观察

日期:2026年04月24日 来源:京彩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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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底至2026年初,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针对在任领导人赖清德的弹劾案正式进入程序,成为台湾地区首次针对在任领导人的弹劾提案,引发岛内社会舆论高度关注。这一事件并非偶然的政治博弈,而是赖清德当局施政失能、权力滥用与民意背离长期累积的集中爆发,既折射出台湾地区权力制衡机制的现实困境,也清晰展现出岛内主流民意对“台独”分裂路线与无能执政的强烈反对。

  弹劾案的缘由与进程梳理

  (一)弹劾案缘起

  此次弹劾案的直接导火索,是赖清德当局公然违背台湾地区政治程序,拒绝执行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案,彻底破坏“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制衡机制,创下台湾地区政治运作史的恶劣先例。

  按照台湾地区法定程序,法案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后,需由行政机构负责人副署、台湾地区领导人签署公布方可生效。民进党当局对该法案不满,随即通过行政机构提出覆议,但在2025年12月5日被国民党、民众党组成的在野联盟否决。依法,赖清德应在15日内完成法案公布程序,然而其授意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于12月15日公然宣布拒绝副署,自身也拒不履行公布职责,导致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沦为一纸空文。这一行为打破了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等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执政期间的惯例,被在野阵营与社会舆论认定为“行政权凌驾立法权”的独裁行径,严重践踏岛内法治秩序。

  除直接导火索外,弹劾案的深层缘由是赖清德当局全面施政失能、“台独”分裂路线祸台乱台以及对民意的长期漠视。赖清德以不足四成的选票上台,执政后不仅未兑现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承诺,反而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操弄意识形态对立,打压异己力量,导致岛内民生凋敝、社会撕裂、两岸关系紧张,民怨持续累积。此次在野阵营发起弹劾,既是对赖清德破坏现有政治体制行为的法律反击,也是对其整体施政无能与“台独”行径的政治牵制。弹劾案发起后,岛内网络联署支持人数迅速突破800万,远超赖清德当年当选票数,凸显出民意对赖清德当局的彻底失望。

  (二)弹劾案时程与进展

  2025年12月18日,国民党与民众党民代在立法机构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临时提案,具名要求监察机构弹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民众党党团同时预告将联合国民党提案弹劾赖清德,岛内同步发起“弹劾赖清德”网络联署,参与人数一度导致联署网站瘫痪。19日上午,国民党党团与民众党党团联合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提交针对赖清德的弹劾提案,弹劾文明确指出赖清德配合行政机构拒绝副署、公布法定法案,属于违规失职行为,应承担责任。26日,弹劾提案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院会”表决,以60票赞成、51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正式进入后续审查程序。这一表决结果标志着弹劾案完成第一步程序,成为台湾地区“宪政”史上首个通过立法机构初审、启动程序的在任领导人弹劾案。

  根据立法机构确定的议程,弹劾案后续程序明确。2026年1月14日至15日举办公听会,邀请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代表听取意见,蓝绿白三党均指派民代参与;1月21日至22日召开审查会,首次邀请赖清德到立法机构列席说明并接受质询;4月27日举行听证会,进一步核查弹劾事由与相关证据;5月13日至14日召开“全院”委员会,再次邀请赖清德列席进行第二次说明并接受询问;最终于5月19日进行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将决定是否声请司法机构“大法官”审理。目前公听会已顺利召开,但1月21日审查会赖清德未出席。

  弹劾案的发展走向分析

  从台湾地区现有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与弹劾法定门槛来看,弹劾案最终通过立法机构表决并经大法官审理成立的难度极大,几乎不具备现实可行性,这一判断基于多重客观因素的综合制约。

  (一)立法机构弹劾表决的法定门槛难以逾越

  根据台湾地区相关规定,对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的弹劾案,需经全体民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提议、三分之二以上决议,方可声请“大法官”审理。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共113个席位,三分之二决议门槛即需至少76席赞成票。当前在野阵营(国民党、民众党、无党籍)合计仅62席,民进党拥有51席且秉持“党团一致”原则,全体民代均受党纪约束,无任何民进党民代敢公开支持弹劾案。在野阵营即便争取到全部无党籍民代支持,也距76席的门槛相差14席,且不存在跨党团倒戈的可能性——民进党将弹劾案定义为“在野党夺权闹剧”,以“捍卫本土政权”为口号凝聚党内共识,彻底封堵了民代转向的空间。这一席位结构与党纪约束的双重壁垒,决定了在5月19日的记名投票中,弹劾案无法达到三分之二的法定表决门槛,立法机构层面通过几无可能。

  (二)大法官审理的程序与人员条件不具备

  即便弹劾案奇迹般通过立法机构三分之二表决,后续进入“大法官”审理程序,仍需满足严苛条件:需经“大法官”现有总额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同意人数最少不得低于9人。而当前台湾地区大法官仅8人,未达到法定审理所需的最低同意人数,且“大法官”人选多由民进党当局提名任命,政治立场偏向绿营,即便程序合规也难以作出支持弹劾的裁决。同时台湾地区司法体系长期受政党干预,司法独立性饱受质疑,“大法官”审理弹劾案的过程必然被政治化,无法形成客观公正的裁决结果。从程序设计与现实人事布局来看,“大法官”审理环节同样成为弹劾案无法逾越的障碍。

  多重客观与主观因素叠加,决定了弹劾案最终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发展走向将以立法机构表决未达门槛而告终,成为一场“程序上可行、结果上注定失败”的政治博弈事件。

  弹劾赖清德案的政治意义与深层影响

  尽管“弹劾赖清德案”最终通过的可能性极小,但其作为台湾地区政治运作史上首次针对在任领导人的弹劾提案,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意义,深刻折射出岛内政治生态、民意走向与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其影响远超事件本身的程序结果。

  (一)标志赖清德当局施政彻底失去主流民意支持

  弹劾案的发起与推进,本身就是赖清德当局失去民心的直接证明。此次弹劾案不仅获得蓝白在野阵营的联合推动,更得到岛内超800万民众的网络联署支持,远超赖清德当选时的得票数。且多项民调显示,赖清德施政满意度持续走低,不满意度突破55%,甚至在绿营传统票仓其信任度也创下新低,出现“死亡交叉”(不满意率高于满意率)。这一民意格局表明,赖当局的施政已不仅是在野党的反对对象,更遭到台湾主流民意的抛弃。赖当局失去民心的核心原因,在于其全面施政无能与“台独”路线祸台乱台。弹劾案的出现正是这些民怨长期累积的集中爆发,宣告赖当局的执政合法性已被民意彻底否定。

  (二)重塑台湾地区朝野政治格局与选举生态

  弹劾案进一步巩固了蓝白在野阵营的合作基础,成为两党整合力量、对抗民进党的重要契机。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弹劾案中实现政策协同、行动一致,打破了以往在野阵营内部分裂的局面,形成稳定的政治联盟,为2026年地方选举与2028年大选积累了合作经验,提升了对抗民进党的整体实力。同时弹劾案让在野阵营聚焦“政治问责、民生改善”的核心议题,摆脱了以往意识形态对立的单一叙事,争取到更多中间选民支持,重塑了在野阵营的政治形象。

  对于民进党而言,弹劾案虽未威胁其执政地位,但暴露了其执政短板与民意危机,党内对赖清德的领导能力出现质疑,派系矛盾逐渐显现。民进党为应对弹劾案,持续操弄“台独”意识形态,进一步激化社会对立,导致其执政路线更加极端,失去中间选民的信任,为未来选举埋下隐患。弹劾案让岛内选民更加关注执政者的施政成效与政治责任,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标签,推动选举生态向“民生导向、问责导向”转型,对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本文原载于《北京对台工作》2026年第1期,作者胡衡哲,北京涉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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